常言道：一国无二君，一山不容二虎。然而，正德初年朝廷上不但有两个皇帝，宫廷内还有八只老虎。这是民间的政治幽默股票配资软件下载，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。

毫无疑问，两个皇帝之中有一个是正德皇帝朱厚照，另一个皇帝呢？根据当时京师的民谣：“一为坐皇帝，一为立皇帝”，坐皇帝指坐在金銮殿宝座上的朱厚照，立皇帝指的是太监刘瑾。

明武宗朱厚照

刘瑾原是陕西兴平人谈氏之子，自幼净身入宫，依附一个姓刘的太监，遂改姓刘。他在弘治皇帝宫中时犯下死罪，但却侥幸没有被处死，后来投靠大太监李广。

李广把他推荐给东宫太子，得以侍奉朱厚照。武宗即位，刘瑾被任命为掌钟鼓司的太监，与太监马永成、高凤、罗祥、魏彬、丘聚、谷大用、张永等结成一伙，时人称为“八党”，又称为“八虎”。

刘瑾为人凶狠狡猾，才识与野心都在其他太监之上，渐渐取得武宗的欢心，进职内官监太监，总督五千营、团营，直至升任为太监之最高位置——司礼监掌印太监。

刘瑾

宦官内部可分为上、中、下三个层次。上层宦官即太监、少监、监丞之类宦官各衙门的官员。中层宦官是担任宦官各衙门巾的典簿、长随、奉御、当差、听事等职务的人员。

下层宦官是从事厮役的乌木牌、手巾、小火者、阍者之类。通常，人们以太监概指宦官，其实参预政事和司法的主要是上层宦官。

明代宫廷中的宦官组织极其庞大，有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，总称二十四衙门。司礼监居于首位，有掌印太监一员，秉笔太监数名，其中一名掌“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”，称为提督太监，位居其他秉笔太监之上，成为皇帝的心腹。

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最高。刘瑾自从担任这一职务之后，俨然成为“内相”，权力远在内阁六部之上。在明武宗贪图玩乐、不理朝政的情况下，刘瑾逐渐掌握了朝政，成为不坐金銮座的“皇帝”——“立皇帝”。

北京城东安门之北设东厂

刘瑾执掌朝政是宦官干政的传统在特定政治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发展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一种恶性发展。

明代宦官对政治的干预，往往以一种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全面的、持久的控制，或者也可以说是专权。

黄宗羲把宦官干政称之为

“毒药猛兽”

然而为何明代宦官干政为祸最烈？这得从明代宦官于政的原因和发展过程说起。

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民间，他深以汉、唐为鉴，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，避免宦官干政。他在洪武元年四月，禁止宦官预政典兵。不久，又下令不许宦官知书识字，以防止其干政。

以后又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，自监正令五品以下，至从七品有差。遂使明代宦官品秩始终低于前朝。洪武五年六月，定宦官禁令。次年，命礼部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，礼部议置内正司，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。并在宫中立一铁牌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预者斩。又将其所定制立法诸事编为《祖训》，命令后世君臣永远遵守，不得更改。

明成祖朱棣

明成祖违背了太祖的禁令，起用宦官干政。明成祖用武力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，但由于几方面的原因，他不得不依靠宦官进行统治。

首先，是镇压建文余党、巩固皇位的需要。成祖以藩王起兵夺取帝位，他所代表的新官僚集团与建文帝手下的旧官僚集团有着尖锐的矛盾，持有封建正统观念的人也对他采取保留态度。对此，成祖采用高压政策，大肆屠杀建文集团。

但是，集体屠杀政策可以收效一时，却不能长期施行，反对派并没有斩尽杀绝，旧官僚势力还在暗中潜伏，煽动不满，设法抵抗，民间还盛传建文帝犹存。

成祖急需巩固统治地位，他的兵力只能控制北京到南京一条交通线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明成祖只好破坏洪武禁令，起用宦官。

奔跑吧兄弟之东厂版

其次，起用宦官、开设东厂是朱元璋罢相的后果。朱元璋唯恐皇权旁落，诛杀功臣宿将，在洪武十三年借胡惟庸谋反事乘机废中书省，罢丞相。朱元璋建立起绝对君主专制，一切由皇帝自操威柄。

他是颇具韬略的开国皇帝，既有统治人民的手法，又有驾驭官僚的能力，亲理政事，费尽心机，罢相以后仍能勉强坐住宝座。而成祖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

不但没有朱元璋在长期经营中亲自选任的大群官僚亲信的支持，而且面临建文集团残余势力的反对，不能信任官僚；他以庶子管位，其他弟兄当然眼红，而控制局势的手段又远不如朱元璋，但大权不能无所寄。明代宦官从此干预政治。可见，宦官干预政治是明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特定形势下的产物。

宦官干政本是专制政体的派生物，是皇权无限膨胀的结果，朱元璋虽尽量避免，但却不可能清除产生宦官干政的土壤一一封建专制制度，在适当的气候下，宦官就会蠢蠢而动，在政治舞台上翻来覆去。

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剥削人民、维护阶级压制的一致性，但其内部由于争权夺利，彼此之间又有着种种矛盾。封建统治阶级内各个集团都贪得无厌地扩大自己的权力、攫取财物，当各集团的势力一旦失去平衡，就要爆发激烈的冲突，以便进行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。

官僚们簇拥皇帝维护封建制度，但又不甘心皇权的无限膨胀，随着皇权的逐步扩大，官僚的权力则相对缩小，这就不可免地要产生激烈的斗争。因此，朱元璋诛杀功臣以巩固皇权，废除丞相以独揽朝纲。

皇族内部也不断争权夺位，成祖、建文叔侄之间爆发“靖难之役”，英宗、景泰兄弟之间酿成“夺门之变”，武宗时安化王、宁王相续叛乱……

明武宗

皇帝要不断巩固并扩大皇权，实行绝对专制，不仅对臣僚深怀疑惧，而且.与他们常有摩擦，因此自从成祖利用厂卫防范臣民、镇压反叛以后。后代皇帝无不予以袭用。

因为宦官出身卑微，起初的社会地位很低。“刑余之人”，没有什么根基和复杂的社会关系，可以任意操纵，且在皇帝周围，调遣方便，所以皇帝很自然地借宦官作爪牙以剪除异己。

明代的绝对君主专制已经发展到对传统的官僚制度不信赖的地步，皇帝集立法、司法、行政、财政、军事各种权力于一身，个人无法运用所有的权力，但又不愿意分权于臣僚，而托权于其有很大依附性的宦官，这样就在皇帝周围形成一个代替皇帝掌握权力的宦官集团。

宦官成为皇帝维护绝对专制，尤其是驾驭官僚的得心应手的工具，因而宦官干政应皇权无限膨胀的需要而产生，并且愈演愈烈。

宦官权势之消长与官僚职掌之增减成反比。明代中叶以后，皇帝深居宫中，很少召见大臣。宪宗成化七年到孝宗弘治十年，20多年未见廷臣；武宗在位很少见廷臣；世宗在位45年，仅嘉靖二十九年召见一次；神宗在位48年，自万历十八年后只因“挺击”案召见群臣一次。

赵翼统计，

“自成化至天启，一百六十七年之间，其间延访大臣，不过弘治之末数年，其余皆帘远堂高，君门万里。”

宦官权势日重，由此可见。

考察宦官干政的历史发展表明，宦官干政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，对于宦官干政应当放到整个封建政治的背景中去进行具体的分析，对于刘瑾的政治行为也必须从这一角度出发去加以考察和分析。

刘瑾执掌朝政是由以下几种因素决定的：

刘瑾

其一是宦官干政在明代中叶的政治中已成为一种传统。虽然明初的法令明文禁止宦官干政，但从成祖开始，皇帝在政治活动中已经把宦官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使用，宦官干政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。

谁也找不到宦官可以干政的法律根据，但谁也无法否认宦官干政是铁一样的事实。刘瑾登上政治舞台时，宦官干政已具有不可逆转的势头。

其二是明武宗本人荒于政务。皇帝是帝国统治机器的核心轴承，他必须充当政治中枢，行使最高统治权力。

尽管每天堆积盈箧的章奏大都经过内阁的票拟，但仍然需要御笔在上面批红，哪怕是寥寥数语，或者是“知道了”三个字，甚至不置可否、留中不报，总是需要皇帝本人知道章奏的大概内容，仅此一项，就足以使年轻好动的皇帝不胜其烦。

明武宗与明孝宗

更何况朱厚照又是好奇心特别强的顽皮少年，他毫无治理天下的责任心，满脑子装的是纵情淫乐、花天酒地，正如一个官员上疏所说，他是“嗜酒而荒其志，好勇而轻其身。”

于是，批红的职责就交给了司礼太监刘瑾。百官为求章奏容易获得批红的肯定，干脆直接上本给刘瑾，太监由皇帝的影子变成皇帝的代理人。

其三是刘瑾具备的个人野心和权术。明武宗不理朝政，将大权委给刘瑾，这正中刘瑾的心愿。

刘虽然是宦官，但其为人狡诈凶狠，极有政治手腕，他既善于讨取皇帝的欢心，又精于勾心斗角、排除异己，自然而然地成为宦官集团的领袖人物，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。从正德元年十月入掌司礼监，到正德五年八月因谋反案发被处死，刘瑾当了五年“立皇帝”。

刘瑾采取各种阴险手段，不仅战胜了官僚集团，而且还制服了他的同类中人。早在弘治十八年，刘瑾就已经组成了“八党”，这八只老虎，盘踞朝廷，上可以蛊惑天子，下可以压制臣僚。

明武宗“八虎”

《明孝宗遗诏》是由顾命大臣刘健等走草的政治纲领，刘瑾等“八虎”全都将其“废格不行”，使遗诏成为一纸空文。不仅遗诏中提出的厘正弊政各条款不予实施，连孝宗时的一些善政也“变易殆尽”。

内阁徒有虚名，实际上等于架空，于是，阁老乃请求致仕，告老辞官，以此要挟武宗，与刘瑾抗争。但这一集体辞职的要求被置之一旁，内阁大学士们真是欲干不能，欲休不准。

刘瑾将内阁大学士们冷在一旁，这只是暂时的策略。继而，他采取了先除掉枝叶再砍树干的办法。正德元年四月，吏部尚书马文升被迫上疏，请求皇帝允许他退休。

吏部乃六部之首，是掌管官员人事任免的机构。马文升一向不与太监合作，坚守正派官僚的职责，因而素为宦官集团所不容，刘瑾乘机拟旨请他体面下台。

同时，又把早就投靠宦官集团的吏部左侍郎焦芳提为正职，取代马文升掌管吏部，从面把人事大权抓在自己的手中。

随后，兵部尚书刘大夏也被批准退休。刘瑾抓住时机任用了一批自己的亲信。只要是异己官僚提出致仕，刘瑾都尽量使们的要求获得批准。

致仕制度在明代是一种灵活掌握的官吏退休制度，实际执行时主要不是根据年龄和健康状况，而是根据有无留职的必要，或者说，是皇帝是否想继续使用这个官吏。

因年老体弱正常退休并不奇怪，问题在于那些因政见不合或作为一种变相行政处罚的致仕，其实是清除异己的手段。

户部尚书韩文

面对八虎的横行，正直的官僚也不甘示弱。刘健为百官之首，他联合了科道官员劾奏八虎的罪行。户部尚书韩文也发起了九卿众大臣起草声讨八虎的奏疏。

奏疏写得义正辞严，明快畅达，武宗看后深为感触，紧张得哭泣而顾不上吃饭，于是派司礼太监王岳等人到内阁去商讨如何处置八虎。刘在九卿中的眼线焦芳见势不妙，把消息透露给刘瑾。

刘瑾等人面临危急，连夜去见明武宗，围着武宗苦苦哀求，并挑动武宗怨恨王岳，说这一奏疏是王岳勾结阁臣限制圣上的行动的一个步骤，意在除掉圣上的心腹，夺取司礼监的大权。

明武宗听后大怒，立即命刘瑾掌司礼监，马永成掌东厂，谷大用掌西厂，逮捕王岳，将他发在南京孝陵充净军。

影视剧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司礼监太监

宫中风云突变，朝臣并不预知。第二天大臣们上朝，打算集体请愿，却得知八虎得势，刘健、谢迂、李东阳三阁臣请求致仕。

李东阳因为比较圆滑，没有过份露骨地攻击刘瑾，被宣布留任，刘健、谢迁二人被批准致仕。刘瑾派人在途中杀死了王岳、范亨二人，并把另一个同类中的反对派徐智的手臂打断，以此告诫那些心怀二志的宦官。

刘瑾等人掌握了朝廷大权，对异己的官僚逐一报复：韩文被罗织罪名予以革职；请求武宗挽留刘、谢二阁老的给事中、御史21人被处以杖刑；其他一些官员有的被迫致仕，有的削减俸禄。总而言之是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。

刘瑾命亲信焦芳入阁参预机务，刘宇为兵部尚书。他广布爪牙，分擅全国的政治权力，“命天下镇守太监悉如心无，都御史之制，干预刑名政事。”

一场内阁发起的清除“八虎”的运动反而被刘瑾化险为夷，乘机剪除异己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，控制了全局。

刘瑾

在这场斗争中，刘瑾取得皇帝的信任和支持是获胜的关键。他摸透了武宗唯恐朝臣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的心理，而把自己与武宗连接在一根线上。而阁臣急于求成，忽略了皇帝的心理变化，以致措手不及，遭受重创。

刘瑾掌权之后，为了巩固其地位，实现他代行天子职权的政治野心，采取了各种措施，加强了中央对财政赋税的控制，多次派遣科道官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，查盘各边防地区的年例银，打击了与朝廷争利的豪强，惩治失职官吏。

他整顿了盐法，并明确提出免征天下户口食盐的建议，以缓和社会矛盾。他还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，抑制豪强兼并土地，增加税地，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与对赋税的管理。

刘瑾的这些措施，有效地打击了勋戚、权豪与朝廷争夺上地的不法活动。刘瑾之所以这样做。当然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，但也相对减轻了下层民众的经济负担。

皇帝是怎样把处理政务的权力交给自己的影子，刘瑾的？看起来似乎很可笑，刘瑾的办法非常简单。他为了“全窃大柄”，把最高统治权牢牢地握在手中，有意让明武宗厌倦朝政。

他想方设法逗皇帝作乐，而正当武宗玩在兴头上时，他就取各司的章疏请武宗观看，武宗哪有心思看章疏。皇帝既然已经授权，于是刘不再复奏，俨然成为站着的皇帝。

公侯勋戚见刘瑾，不敢自尊，私下见刘瑾，都跪拜行礼，把刘瑾视如皇帝。群臣章奏，按规定由通政司转递皇帝，但刘瑾用事，群臣竟相趋附，居然把奏本先具红投给刘瑾，称为“红本”，然后再投给通政司，称为“白本”。

只是刘皇帝文理不通，只好拿回家让妹婿孙聪与别人商量处理。谁曾料想，堂堂中国的最高政务权力，竟然是由一个半文盲行使的。大小官员奉命外出或事完回京，朝见皇帝之后，都要去拜见刘瑾。一刹时，大有朱皇帝与刘皇帝平分秋色之格局。

宣布奸党名单时，群臣跪于金水桥南，倒耳恭听，无人敢与之抗争。正德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，丹墀下发现有一封匿名信，明武宗一看，是检举刘瑾不法行为的，就转给刘瑾处理。

刘瑾勃然大怒，当即命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，他立在门旁讯问百官。由于天热，有的官员竟口渴中暑，当场倒地不起。刘瑾毫不为之所动，晚上又将三百多名五品以下官员关入牢房，第二天才放出去。

据说匿名信是一个宦官所写，但刘瑾并不因此而礼待群臣。他在朝堂上公布奸党之榜，在奉天门下面讯百官，视天子为虚设，确实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在刘瑾的淫威之下，有些官员为了少受廷杖、诏狱之苦，往往自尽。有些官员则投其所好，向他贡献钱财。各省官员朝觐至京，都要向刘瑾行贿，以求免祸。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中，真是心态百样。

刘瑾

在我国封建社会，传统政治观念的约束，是保证官吏们齐心协力为国家效忠的重要条件，而传统政治观念的核心就是正统观念。

皇帝必须是名正言顺的，开国皇帝凭借赫赫武功改朝换代，守成之君由于血缘关系得以世袭，容不得他人觊觎。武则天临朝称制，改国号为周，苦心经营，如履薄冰，最终不得不把天下还给李姓，国号恢复大唐。

明成祖以皇叔起兵，发动靖难之役，战火绵延多年，他对建文帝的遗臣以死相逼，犹有方孝孺之类名臣，守节不从，宁死也不归附新朝廷。何况，自古以来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儒生官僚，从来就不把受过宫刑的太监放在眼里。

因此，刘瑾要想维持他“非正统”的统治地位，除了哄住明武宗之外，就只有实行政治恐怖主义，用严密的法网禁锢官吏和百姓。

《锦衣卫》

刘瑾派出厂卫官校四处侦探，一时缇帅满天下。缇帅，乃是人们对锦衣卫官校的称呼。人们只要看到穿鲜艳衣服、骑马飞奔而来的人，听到他们操京师口音，就奔走相告，仓惶躲避，夜里都不敢贴席而卧。

刘瑾进一步扩大了东西厂和锦衣卫的司法权限，并且又新设立了内行厂，对宦官也加强了控制。刘瑾扩大了犯罪株连的范围，一家犯罪，邻里都要负连带罪责，甚至河这一边的居民犯罪，如果他家周围没有邻居，就拿河对岸的居民连坐，以此让人们互相监督，防范人们的反抗。

为了保证其倒行逆施得以继续推行，刘瑾还对官僚集团子以重点打击。他创立了重枷法和罚米法。

例如刘瑾向给事中安玺、御史张或索取贿赂，二人没有交够数日，刘瑾就把他们枷于东、西公生门之下。当时日夜下着大暴雨，二人一步也不敢挪动。御史刘孟到任延迟，也被逮到京城，枷于吏部门外。

御史王时中被借故枷于三法司牌楼下，远近围观的民众为之流泪，大臣们则垂头丧气，不敢上前观看。

法律的规定在专制权力之下显得软弱无力，但是，法律是由掌握专制权力的人执行的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阉割法律，却不受法律的追究，没有适合他需要的法律，他就创造出一个来。

当然，刘瑾创罚米法除了政治上的考虑，也有经济上的需求，可谓是一石二鸟：既打击了政敌，又搜刮了财富。这再次表明了刘瑾进行政治斗争的能力非儒生官僚所能比拟，他是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缚的，也没有任何顾虑和伦理道德的约束，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，不择手段，这就是自卑感、报复心和权力欲三者集于一身的刘瑾的政治斗争原则。

他压抑了官僚势力的发展，制服了政敌，实际主率中国达年之久，成为明代官官中唯一被当时的民众称为“皇帝”的人。然而，“物极必反”，刘瑾终于在安化王起兵后覆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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